20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20年“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德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陆续推送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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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中德关系所处的方位。

　　首先纵向比较。默克尔就任总理以来，中德关系总体经历了先低谷（以默克尔会见达赖为标志，开展“价值观外交”），后逐渐升温（主要是默克尔意识到经贸联系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再加双方政要持续不断的沟通，互信增加），中德关系大约在默克尔的第三任期达到媒体常常提到的“历史最好水平”，最近一、两年负面性又有所显现（主要是中德竞争性上升，欧盟对中国“制度对手”的定位，还有疫情以来欧洲国家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整体是倒U型的态势。

　　如果继续向未来延伸，我认为中德关系会继续下探，表面应该还比较平静，但是一系列的分歧，如价值观、制度分歧会凸显出来，个别的外交交锋也可能会小范围发生。

　　但同时，我们还要进行横向比较，那么德国在西欧国家中仍然是非常务实、积极的对华合作者。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德国近期出台的《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德国的这个《指针》里面虽然提到了例如加强与“价值观盟友”合作，推动欧版“互联互通”战略等，显然有对冲中国影响的意味，但我们能感到明显在措辞上有意淡化“中国色彩”。对比一下2020年11月13日荷兰发布的《印太战略》，会发现荷兰的版本不长，但里面有十余处提及中国，而且特别突出南海问题。当然德国的印太战略与法国、美国强调军事行动也不相同，德国相对更为平衡，强调贸易、多边、规则，有意想淡化其中的中国因素。

　　第二个例子是对华为的态度问题。至今德国官方还是坚持“不排除”原则。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政府先后在事实上禁用华为，分别要求2027年、2025年前拆除华为设备。德国目前首先在技术层面没有对华为进行特殊限制，虽然我们知道要增加所谓“政治审查”，但更多还是把选择权交给企业。目前多数电信企业可能在核心设备上对华为有顾虑，但在外围设备上留给华为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第三个例子是处理分歧的方式方法。香港国安法通过后，德国虽有不同态度，但有两个表态十分中肯。一个是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他说“西方国家的经贸政策不以对方国家民主化程度作为评价标准，德国不是世界的道德导师”。还有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表态，比较务实，她说“言辞激烈只能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她主张“在幕后讨论人权问题”。我认为这也体现了德国在处理与中国分歧上和别的国家不同的态度。

　　总的来说，德国与中国在价值观和制度方面存在很多分歧，但德国处理对华分歧的方式方法相对冷静务实，这在西方是一个独特的亮点。

　　那么中德关系到底是正面性上升还是负面性上升，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了？我认为中德关系的正面性和负面性在同步上升，这是因为中德总的合作面在扩大。当我们把合作面拓展以后，很多好的方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得到，但对原先没有出现的负面因素会十分敏感，所以我们在感官上会觉得中德关系的消极面在逐年上升，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总盘子变大了，正面和负面在同步上升。

　　德国在欧盟对华关系中的引领作用还是存在的。正面的不用说，因为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超过其他国家；负面的引领作用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制度竞争。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建议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释放了将中国定位为制度对手的信号。德国还认为，与中国有70多个对话机制，可能有更多的基础谈分歧。所以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德国的引领作用会都是很突出的。

　　二、中德关系中的默克尔因素。

　　德国当前对华务实政策背后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大，与美国的分歧增多，导致对中国的需求上升等等。但是默克尔本人的因素也十分突出。她执政15年访华12次，去过北京之外很多省份，对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有比较深刻的感受。默克尔2020年有三次关于中国的表态我觉得能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她的“中国观”。一是2020年1月16日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二是1月26日在柏林美国学院接受亨利·基辛格奖时的致辞，三是6月27日接受《南德意志报》《卫报》等六家媒体的联合采访。

　　默克尔多次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中国2000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领导者，在近代的200年有所衰落，但是西方只关注近代这200年，这200年西方是领先的，所以对中国崛起不理解。默克尔说“中国崛起是回归历史常态，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就视中国为威胁”。而且默克尔在这些讲话里面纠正了一个西方的错误观念，西方从冷战中得出的结论，共产主义政权无论如何不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但是中国的成功颠覆了西方人眼中的“规律”。

　　当然，如果仔细研究这三篇讲话，也能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和中德关系发展大的态势是一致的。在2020年6月27日的采访中，她也更多谈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比如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她也说因为中欧之间有分歧，所以“欧洲要制定能反映欧洲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

　　我个人认为默克尔是比较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她对中国在价值观、治理模式上的不认同感是很难消除的，但是这几年能较为客观的看待，并且力推中德关系取得实质性成果，一个是源于她务实，再一个和国际大环境有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上是以“竞争中求合作”为主题，竞争是次要的，合作是主流。下一阶段中美、中欧的竞争性凸显，再加上中国快速崛起，默克尔本人能发挥的推动中德关系的作用也会被一定程度抵消。

　　此外，2021年9月德国大选，无论继任者是谁，都缺乏与中国打交道的丰富的经验。新总理上任之初对华政策将发生一定的摇摆，这是可能的。绿党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一旦参政的话也可能会掣肘德国政府务实的对华政策。

　　三、下阶段中德关系的隐忧。

　　首先是，德国国内发展对华关系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自民党、绿党在老一辈政治家执掌的时候，还能保持相对平衡的对华政策，那么当前年轻人走上前台后，更为自我，束缚更少。像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绿党议会党团主席戈林-埃卡特等，经常发表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对中国的看法也趋于消极，外长马斯2019年到2020年在香港问题上有不少出格的言行。施泰因迈尔总统过去一直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出现，但2020年在慕安会上的致辞里也对中国提出批评，也是比较罕见。“德国之声”最近公布一个民调，46%的德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在最近三年变得负面。所以如果默克尔的继任者不能发挥平衡协调作用的话，发展对华关系气氛将进一步的恶化。

　　第二，欧盟要采取统一的对华政策。德国一直想力推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所以提议2020年召开莱比锡峰会，由于疫情峰会没未能召开，原计划11月在柏林协调对华政策的会议也因为疫情取消了。但欧盟已经意识到协调对华政策的重要性，德国也要向其他欧盟国家立场靠拢。一旦欧盟统一立场的话，对华关系的大背景也会有所变化。

　　第三，与美国协调。默克尔之前也说过，欧盟不是中立的，欧盟是政治西方的一部分。拜登正式就任总统以后，西方对中国“制度对手”的这个定位一定会更加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德双方在下一阶段可以在一下三方面继续努力：做好沟通交流工作，双方政要继续增加沟通交流；增强经济联系，稳定双边关系基础；努力淡化分歧，特别是不因价值观分歧影响务实合作。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