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光刻机企业阿斯麦近期表示有意将总部迁出荷兰一事引发全球关注。阿斯麦作为欧洲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光刻机设备制造的巨擘，市场份额逾全球光刻设备的八成，在最高端的极紫外光刻机领域甚至达100%，其去留无疑牵动着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心。 

　　为挽留阿斯麦，荷兰政府紧急成立了由首相吕特牵头、代号为“贝多芬计划”的工作小组。3月初，荷兰政府宣布，将投入25亿欧元改善阿斯麦总部所在地埃因霍温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和住房条件，以确保阿斯麦继续留在荷兰发展。截至4月初，阿斯麦总部的动向仍然悬而未决。阿斯麦迁出荷兰风波折射出荷兰乃至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多重变化，其影响不容小觑。 

2023年11月8日，第六届进博会在上海举办，图为技术装备展区中的光刻机企业阿斯麦（ASML）展台。 

　　荷兰“右转”氛围是直接动因 

　　促使阿斯麦考虑迁离荷兰的直接原因，无疑是荷愈发深化的“民粹右转”氛围。去年11月，公然祭出“荷兰是荷兰人的荷兰”的荷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众议院最多席位。支撑该党势力崛起的既有外部民粹势力的汹涌大潮，也有荷兰社会内部面临的移民挑战。目前，该党党首维尔德斯正在推动组阁。维尔德斯的政治主张包括反移民、反伊斯兰和反欧盟。未来无论是维尔德斯组阁成功并将其排外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还是领导自由党参与到联合政府中，新一届荷兰政府都很可能“右转”，迎合选民限制移民的呼声。这势必对仰赖外国技术人才的阿斯麦造成巨大震荡。 

　　在阿斯麦荷兰总部的约2.3万名员工中，40%的员工为非荷兰籍，而公司的核心和研发团队中外籍雇员比例尤高，大量外籍人才流失将是阿斯麦不可承受之重。目前，荷兰议会已经通过了限制在荷兰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人数、结束技术移民税收减免政策的动议，“右转”风波已然对阿斯麦构成现实的冲击。而旨在挽留阿斯麦的“贝多芬计划”虽由首相牵头、承诺大手笔投入，却无法在核心的劳动力问题上切中要害，阿斯麦的担忧短期内难以消除，考虑外迁也是情理之中。在议会选举结果落定、新内阁尚未组成之际，阿斯麦放出迁移风声，既能迫使荷兰现政府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又对志在执政的荷兰自由党施加了巨大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同时，能源供应问题也困扰着阿斯麦的生产活动。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阿斯麦已经嗅到商机，表达了扩大产能的意愿；另一方面，荷兰是欧盟中氮排放最高的成员国之一，欧盟法规关于氮排放的限制阻碍了荷兰电网升级，加之乌克兰危机下的能源供应压力，企业面临的电网拥堵问题难以解决。 

　　此外，阿斯麦处于美欧对华“去风险”的前沿，深受地缘政治对峙的掣肘。去年，荷兰政府迫于美国压力，宣布了对半导体设备的新出口管制，导致本身股权结构中美资份额举足轻重的阿斯麦不得不为其部分最先进的设备申请荷兰出口许可。阿斯麦不仅囿于限制不能向中国出口顶尖的极紫外光刻机，连中低端和已售华光刻机的后续维护服务等均接连受限。故阿斯麦2023年年报将地缘政治紧张列为主要风险之一，有传闻说其欲迁往法国，背后或许也有规避地缘政治风险之意，毕竟法国是欧盟中坚决主张战略自主的执旗手。 

　　影响不容小觑 

　　阿斯麦的迁出风波不是孤案，折射出企业对经济预期暗淡、税收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移民控制和监管趋严等荷兰营商环境恶化的回应，也直接考验了荷兰政府的应对能力。与此前已经迁出荷兰的跨国头部企业联合利华、壳牌等面临的英荷双重股权结构、避税安排等问题不同，阿斯麦考虑迁出的动因，特别是关于外籍人才等问题的关切，不仅牵涉阿斯麦自身，也关系到大量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在荷运营企业。如果荷兰政府后续应对不当，没有及时扭转本国的“右转”氛围，化解企业的核心顾虑，展现出必要的政策连续性，那么出现企业外迁潮恐成大概率事件。《荷兰时报》网站近期报道称，十余家上市企业因担忧荷兰政府有关税收和移民控制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考虑将总部迁出荷兰；而荷兰雇主协会和小企业协会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600家受访企业中，24%的大公司（雇员人数250人及以上）计划将业务转移到海外，而去年这一数字仅为13%。 

　　如果阿斯麦日后真的迁离荷兰，势必对荷兰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显著影响。一方面，阿斯麦的迁移将意味着荷兰经济竞争力的巨大损失和就业岗位的显著缩水，还将严重损害投资者对于荷兰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一个2023年全年净销售额达到276亿欧元的科技巨头最终花落谁家，恐怕西方各大经济体免不了要争抢一番，相应产业链的重组也可能引发短期动荡。 

　　同时，一旦阿斯麦迁出荷兰，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美欧“去风险”等政治考量也将随之出现变数。如若传闻所说阿斯麦总部真迁往法国，对于强调技术主权的法国来说或许是一大利好，但美国要说服阿斯麦总部新所在国政府出台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又要费一番周章。 

　　最后，阿斯麦迁出风波警示了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出台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有可能伤及本国企业竞争力，将会导致人才的流失及企业整体的外迁。未来，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在应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政策时，恐怕要慎之又慎。 

　　阿斯麦总部最终是否迁出荷兰，取决于阿斯麦企业自身与荷兰各级政府乃至其他有意招揽阿斯麦的经济体之间的博弈。无论结果如何，阿斯麦的迁出风波都为欧洲经济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如何在财政资源有限、民意压力突出、地缘环境复杂的背景下维护好欧洲战略自主、技术主权以及本国经济竞争力，是摆在欧洲政界的难题。同时，阿斯麦借迁出换取荷兰政府优惠条件，甚至可能施压移民政策，也再次反映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下，西方国家复杂且往往不平衡的政企关系。 

　　作者简介：丁纯，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荷兰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