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德国内外战略环境严重恶化，内部面临政治乱局、经济下行、社会动荡、安全风险上升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外部仍旧面对处于胶着状态的乌克兰危机，难以迅速解除欧洲安全危机，欧美关系也因今年的美国大选出现极大不确定性。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着力推行对华“去风险”策略，而德国真正需要去除的风险并不在此，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应当认清真正的风险源头，以合作共赢的心态推动中德关系行稳致远。 

　　政治与社会变乱交织 

　　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德国已经逐渐告别长期稳定的局面，开始在多个方面表现出像不少欧洲国家那样变乱交织的症状。 

　　首先，政府控局能力下降，执政基础薄弱，“交通灯政府”在提振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管控移民压力等现实挑战方面施政不力。今年初的最新民调显示，五分之四的德国民众对于政府和总理的工作不满意，对于总理工作的满意度降至27年以来的最低点，执政三党的支持率总和从执政之初的52%降至目前的37%以下，各大反对党公开要求朔尔茨总理解散“交通灯政府”；其次，政党碎片化程度加深，政党分裂态势加剧，不但左翼党内部高层另起炉灶，导致该党不得不解散议会党团，而且传统第一大党联盟党目前也围绕移民政策以及与选择党的合作等问题出现政党分裂迹象；第三，政治极化加剧，右翼民粹的选择党自去年6月以来在全国民调中位居第二，表现优于“交通灯政府”执政三党，在东部五州更是全面跃居首位，成为德国政党体制强有力的“搅局者”，今年6月欧洲议会将举行五年一次的大选，而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图林根和勃兰登堡三州还将在今年9月举行州议会选举，选择党有望在欧洲和联邦州这两个层面同时继续坐大，给主流政治和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多挑战。围绕着支持和反对极右翼和民粹主义的立场，德国年初以来各种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多，加剧了德国政治与社会极化趋势。 

　　经济领域悲观情绪弥漫 

　　在经济领域，德国悲观情绪弥漫，市场信心恶化，仍将延续经济下行趋势。德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国家，2023年经济总量收缩0.3%，德国经济研究所预测2024年恐将再度陷入衰退，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未来几年的德国经济表现也很难超过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德国经济的当前困境不仅是短期因素造成的，同时也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弊端紧密相关。 

　　从短期因素来看，乌克兰危机带来能源供应紧张和物价飞涨的后果，德国物价一度达到战后70多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生产和生活成本的攀升带来工业产业外迁和经济下行的难题，导致工业和私人领域消费复苏缓慢，劳资矛盾加深，而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纸裁决又导致德国在去年年末一度陷入财政危机，今年依旧面临财政吃紧状况，需要减少投资和节省开支，后续很难为刺激经济发展出台新的激励机制；从中长期因素来看，德国官僚主义决策过程低效，监管过度，审批程序冗长，往往导致企业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带来经济区位条件恶化和企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与此同时，德国对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缺乏前瞻性布局，在数字化转型和去碳化转型方面的进展迟缓，除此以外，德国经济还面临人口结构变迁和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经济与民生困境引发民众对于本国政府和执政党的强烈不满，近年来多次爆发大规模罢工潮和示威抗议活动，今年年初多地农民举行反对削减燃料补贴的抗议活动。 

　　内外安全局势日益严峻 

　　在安全领域，德国面临内外安全局势日益严峻的风险。 

　　一方面，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安全危机延宕至今久拖不决，带来新一轮难民危机，加重了德国国内安全负担，德国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自2022年以来逐步改变战后军事文化传统，增加在军队和国防方面的投入，但仍旧无法改变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对于北约的路径依赖。目前，美国国内对于拜登政府对乌援助政策的疑虑增多，支持立场日渐松动，欧洲内部波兰等国也出现援乌疲劳论，势必也会直接影响到俄乌相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巴以冲突加剧了欧洲社会犹太裔和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族群对立和文化冲突，引发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移民和极端主义暴力的争论，激活德国社会的反犹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思想以及各种仇恨言论，加大了恐怖袭击风险，直接危及德国社会的内部安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反犹刑事案件激增，联邦刑警局已登记了1000多起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反犹刑事案件，较前几个季度大幅增加。 

　　盟友关系面临不确定性 

　　欧美和德美盟友关系也因美国国内政治变数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2024年美国大选在即，其选举结果决定美国对俄乌冲突立场及其全球战略，或将改变德美关系。 

　　特朗普执政期间，德美之间围绕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原则性问题以及军费开支、钢铝惩罚性关税、波音和空客补贴争端等具体问题矛盾重重。拜登上台后，德美关系曾出现明显转圜，但《通胀削减法案》也使得不少德国人认清美国的保守主义本质和欧美在全球化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如果共和党人在2024年美国大选后上台执政，美国或将放弃气候保护政策，扩大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减少甚或放弃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减少北约的作用，转而向俄罗斯示好，并再度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而这些可能场景对于德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艰难前行，应当认清真正的风险源头。去年7月，德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推出中国战略，在强调对华不脱钩的同时，要求在各领域对华实施“去风险”和多元化策略，旨在全面降低对华经贸依赖性，提高供应链、原材料、关键基础设施和高科技等领域的韧性，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加强防范。从我国近年来在德投资并购规模以及中德进出口贸易的最新发展趋势来看，德国政府的“去风险”政策开始展现效果，而这对于经济下行的德国有害无益，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甩锅行为起到混淆视听、转嫁矛盾的作用。德国应当客观审视对华依赖论的本质以及自身内外交困的根源所在，改变有限合作的思路和制度竞争思维，坚持维护合作共赢的基调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推动中德关系在时代变局下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伍慧萍，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2024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