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的发展，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已历经四代学人，形成独特且深厚的学术传统。南大英国史研究经历哪些传承和发展？取得哪些成绩？未来研究上有何难关有待突破？为此，2023年5月17日，《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王婉潞博士专访南京大学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于文杰教授，探讨上述问题，以期呈现南大英国史研究的立体图景。
王婉潞：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邀约。南京大学素来是我国英国史研究的重镇，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南大英国史研究经历哪些发展阶段？
于文杰教授：早在1927年，沈刚伯先生就已经开始了英国史等区域国别问题的教学研究；1939年，蒋孟引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全面开始了中央大学历史系的英国史教学与研究。在建国初期，南京大学成立了欧美研究所，这是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所的前身，是新中国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到目前已有四代研究者，我们属于第三代，我们是在高山仰止、由前辈们创造的历史学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很敬畏前两代先生们及其辉煌的学术成就。
第一代是以蒋孟引先生和王觉非先生为代表的几人组成的团队，主要工作是翻译、传播与研究，同时建立中国自己的英国史教学与研究体系。蒋孟引先生于1936-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就读博士，他当时的博士导师是曾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C.K.韦伯斯特教授。蒋先生的博士论文《论1856-1860年的中英关系》，做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运用了大量英国史料，证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当时，整个世界处于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兵荒马乱的状态，在那种环境中强调我们国家利益是非常困难的。在博士答辩时，蒋先生可谓“舌战群儒”，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蒋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爱国学者的榜样。
学成归国后，蒋孟引先生历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解放后，蒋先生潜心研究英国史，著述范围涉及英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从罗马不列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英国各时期历史都有所著述和精深研究的唯一中国学者。经过修改，蒋先生于1965年将其博士论文出版，确立了他作为新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学术奠基人地位。在蒋先生指导下，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形成“从史实出发、从文献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优良传统。
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成立，蒋孟引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学会会长。1982年，蒋先生受教育部委托，领衔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份量的英国通史著作，从英国远古时代写到当代，吸收大量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英国社会发展的全貌，长久以来是中国学者在英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最好成就，至今仍是英国史学生的必读书。除此之外，蒋先生发表或没有发表过的英国史论文汇集为《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蒋先生也编写过世界近代史的教材，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以前是油印的，还没有正式出版。王觉非先生主编的《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英国断代史著作，在国内外同行中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
第二代以钱乘旦先生、杨豫先生、陈晓律先生、沈汉先生、吴必康先生、高岱先生等为代表，构成十多人的学术团队。第二代先生们在传承的基础上，拓展了英国史研究领域，开展对专门史的深入研究。钱乘旦先生主编过两套丛书，一套是“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另一套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主持过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陈晓律先生从事英联邦国家社会制度研究、社会福利研究，主持过欧洲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福利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必康老师主要研究英国经济社会史，北京大学高岱老师主要研究英帝国史，南京大学杨豫老师做英国现代化与史学理论研究，沈汉老师主要从事英国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研究，陈仲丹老师主要研究图像史学，陈祖洲老师主要研究帝国史，清华大学梅雪芹老师主要研究英国环境史，这些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都享有盛望。
我所在的第三代学人是为数百人的大家族，前辈们做出辉煌和卓越的贡献，我们主要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探索构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自主型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在第三代中，我主要做英国文明史和丝绸之路研究，刘金源老师主要从事英国劳资冲突、英藏南海档案文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刘成老师主要从事工党问题与和平问题研究，舒小昀老师对斯密经济学与全球史做得仔细且深入，闵凡祥老师主要研究由英国史拓展开来的英语国家医疗社会史，陈日华老师主要从事英国地方志研究、中世纪研究，张红老师的英国宗教史研究做得也很有特色，洪霞老师主要从事帝国史研究，施义慧老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史、妇女儿童史，等等。第四代是更为年轻一代，国内外分布人数则数以千计。
王婉潞：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已形成四代研究团体，可否请您介绍各代研究的重大问题与各自的研究特色呢？
于文杰教授：蒋孟引先生是第一代的核心学者。蒋先生有三个很了不起的贡献：第一，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方法论。蒋先生主编的《英国史》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史学观和方法论。第二，深厚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尤其是鲜明的国家意识。蒋先生的博士论文《第二次鸦片战争》运用英国史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档案文献学的功夫。蒋先生对史料、资料十分重视，蒋先生读书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回国时背了一大批的读书卡片。在课堂上，蒋先生拿一张卡片可以讲两三节课，每一节课在黑板上全英文板书，这令我们高山仰止。王觉非先生的近代英国史研究与欧洲研究也是第一代学人的标志性成果，王先生的英国史研究十分重视外国文献的使用；王先生还与哈利·T.狄金森先生交往深厚，在中英团队合作上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代以钱乘旦先生、杨豫先生、陈晓律先生、沈汉先生、吴必康先生、高岱先生为代表，在继承第一代学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是现代化，第二代学人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学的主题是现代化，作为后发达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先生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出现全面的社会转型。并且，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建设问题，也是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不致被消灭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二是英国社会福利、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史研究。三是英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研究。
我们第三代是在高山仰止的语境当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推进英国史研究的学习和思考，并做出一些新的反思与探索的：一是对“天生自由”的反思。洛克是在批判父权制的背景中提出“天生自由”的观点，在这种语境中，洛克有其立论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在思考和运用的过程中，如果不加辨别地称英国是个“天生自由的国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和历史的事实与客观的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距离。人民长期的劳动实践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借用洛克的话，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
二是对“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的反思。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认为近代英国“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言下之意，1640年英国革命是流血事件，1688年以后英国不再有流血事件或很少有流血事件。但是，我们根据相关档案文献，发现1688-1689年从英格兰、苏格兰到威尔士，还是有许多流血事件的。为何巴林顿·摩尔要强调渐进主义呢？在某种程度上，英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他们之间有一种传承，他们总是寻找历史上的闪光点，进行一种正面的、褒奖的、肯定的表达，是将历史往好处说，这种历史书写中的美化、失真现象是我们需要探索与克服的。中国学者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更不能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爱丁堡大学教授哈利·T.狄金森先生也认为，1688年是近代英国历史上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真正意义”在于其既是流血事件，也推进了社会制度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理解并且应当尊重的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英国近代走的渐进主义发展道路，总体上是考察1688年以后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三次议会改革，确实在英国国内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比较少，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按照洛克的分权思想去考察，对外权也是国家权力存在的重要样式。在英国的历史中，对外关系、对外的殖民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近代英国是世界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国家，也是流血事件最多的国家。作为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帝国之一，英国近代史是血淋淋的，这怎么能称之为渐进主义？这值得我们思考。也因此，巴林顿·摩尔的“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把这个题目改为“从暴力革命到殖民主义”，也不应该有人反对。
三是对帝国史的反思。我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人的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帝国史同时就是殖民史，帝国史是一种西方的表达方式、美国的表达方式、英国的表达方式，我们至少应该辩证地说清楚帝国史和殖民史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讲帝国史，不讲殖民史，这是错误的。我觉得“帝国”前面最好要加上“殖民”二字，就是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滚雪球的发展，不能因为到了帝国这种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就把殖民主义的基础给放弃了，我认为殖民帝国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本身。
王婉潞：谢谢于老师！南大三代英国史研究令人震撼。近年来您潜心研究英国文明史，并出版《英国文明史·总论》，可否请您谈谈为什么选择以“文明”为切入点？与既有的英国文明史研究相比，您这项工作的创新有哪些呢？
于文杰教授：《英国文明史》（多卷本）是中英学者团队合作撰写而成的一部全新的英国史专著。这项工作启动于2011年，从我与约克大学马克教授初步讨论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2022年1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出版《英国文明史·总论》。多卷本的《英国文明史》是我们第三代研究代表作之一，是我们和英方专家共同思考、共同书写的重大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我们研究团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对于先辈、对我们团队、尤其英国专家们深表感激。这部书中的作者有一部分是我的师辈，例如狄金森先生，是英国历史学会前主席，帕特·塞恩教授是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对于英方专家给予我们的无私支持，我非常感激。
这套多卷本的整体结构分为总论与早期、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等四个段代，在近代部分，将英国国内、国外和思想史分开，多卷本计划出版6卷共12册。《英国文明史·总论》是这套多卷本的首卷。为什么强调英国文明史？历史上，英国社会产生过诸多现象，在这些现象背后，是有内在缘由和本质的。我们认为，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灵魂，这是我们探索研究英国史的一种重要的路径，因此，我们努力从社会发展史本身的存在，从其内在逻辑与背后潜在的动力、精神和本质这个视角去考察英国历史。英国近代文明为何崛起？不是因为英国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也不只是地理条件的优越，而是这个民族群体善于吸纳与创新，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古典文明与其他域外文明的进入与融纳，能很快消化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强有力的文明因素，成为近代社会崛起的主要元素与强大动力。
因此，我们对英国文明史的研究，摒弃了传统国别史的结构和写法，以英国文明内在的思想文化、以英国的民族精神为主线来书写，致力于探寻英国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在具体写作中，跨领域、跨学科地阐述英国文明融合、成长、释放、回归的历史。过去，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受西方人影响比较明显，本书强调以中国英国史知识体系创建为立足点，对英国文明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做出革命性的厘清和还原，在书写中坚持中国观点和中国话语体系，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项工作还有一些现实意义，要从我们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语境中来理解。其实，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17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各种暴力事件、民族问题、战争、瘟疫、火灾等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所以，我们学习英国史、编撰英国史，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形成在中国语境下的一整套理解和书写英国文明史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就是要从英国历史进程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具体创新体现在我们从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核心范畴与史学观、研究方法和世界观这三个方面做出新的尝试：一是我们尝试创建中国特点、南大特色的话语体系，以思想文化为内在的精髓，贯穿整个英国文明史的研究和书写，这是我和相关专家、和我们课题组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二是在书写过程中，英国文明史必须对诸多英国文献、英国问题和英国现象拥有批判意识，要呈现出中国学人的话语体系、基本特征与中国风格；三是研究方法和世界观的创新，历史学的图书馆，档案学的档案馆，还有博物学的博物馆，甚至于考古学，这四大学科可以交融在一起，我们将在新的英国文明史研究当中充分体现，在思想为主线的基础上，依靠历史文献，同时依靠博物学、档案学的研究，努力让史实本身尽量还原其真相。
王婉潞：可否请您具体谈谈如何呈现中国学人的话语体系呢？
于文杰教授：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范畴的一项重要的尝试，比如：用殖民帝国的方式去书写近代英国对外的历史，无论它是世界工厂、世界贸易还是世界帝国，英国对外文明的历史应该从1588年开始。尽管希腊时代也有殖民帝国时代，但是世界殖民帝国的历史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形态是拉丁世界的殖民主义，另一种形态是英语世界的殖民主义。而这两种形态的转换起点正是1588年英西海战开始，并在1898年美西战争完成最终的转换，历经310年。美西战争后，英语世界的殖民主义基本把控世界，在这当中，西方文明世界的一些重要内容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这种殖民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结构。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关于印度问题的论述中，称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首先是破坏，其次才是建设。殖民主义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呢？总体上它会表现出这样一些方式，早期常常用一种科学的探测或经济贸易的方式走向异地、走向异域。然后会用一些商贸，用一些宣传和教育，这中间还牵涉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叫“形塑”，用书写的方式为异域世界造型，这个造型很多是一种矮化，像书写毛利人、印第安人等历史上的相关著作，大多数是一种矮化、是不负责任的书写。再深入地看，殖民主义教育，最终是一种对殖民地的占有和开发，这是它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最终实现了对相关地域的殖民主义统治。
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那就是在当代，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西方殖民主义依然以特殊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身边，这是我们要留心的。无论它是用意识形态的方式、生物细菌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这是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并正确面对的问题，要对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族群、我们的国家有一种清晰的认识，要让历史学，让英国史研究为我们国家建设服务。
王婉潞：在构建中国自主型英国史研究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您认为英国史研究中有哪些难点？有哪些方法来避免和克服？
于文杰教授：对于英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英国的现代化、民主社会、和平、英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以及英国史与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关系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知识结构、价值观和世界观等诸多问题，应当予以辩证分析并做出新的探索。鉴于英国文明的两面性，在英国文明史研究中，特别要重视实证方法与辩证意识。
我们的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从史实出发。历史学研究和历史事实到底相差多大的距离，是否能实现重合或部分的重合，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作为一种胜利者的历史学书写，是不是要做一些部分的反拨才能靠近历史本身，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为难的事情。如何尽可能克服？我们要努力去寻找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寻找靠近历史事实的材料。其次是从文献出发。我们最近几年也在努力寻找英国史研究的相关的档案文献，包括书信、日记、方志和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全集等。最后是从“小学”出发，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也可以走向国际社会。这个“小学”在中国早期一般称之为文字学、金石学，就是细节研究、基础研究。还有就是用艺术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这在11世纪的英国出现过，“贝叶挂毯”就是案例之一，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我相信，英国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来说，任务非常繁重，也有许多艰难的使命，但是我们只要有这样一种初心，应该努力去担当，努力去坚守，并最终去完成。
王婉潞：于老师，我注意到您最近在主持“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可以请您谈谈为什么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延伸到太平洋丝绸之路方向吗？以及这个项目在创建中国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历史书写方面取得哪些突破呢？
于文杰教授：近几年来，英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员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刘成教授的“英国工党史”和刘金源教授的“英藏南海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这个项目的研究，主要是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中的海洋史研究延伸而来。自近代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西方历史学家诸多失真的历史书写弥漫着世界许多历史学领域。就“太平洋丝绸之路”而言，西方学者认为：“太平洋丝绸之路”是“马尼拉大帆船”商路。这种书写以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等形式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如何打破这种西方书写呢？
这项遮蔽与曲折的研究是从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航路、殖民主义历史遗迹的反思入手，关注“太平洋丝绸之路”的重大理论与历史问题，通过全面挖掘历史文献，综合使用研究方法，还原“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还原以中国为主体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性权利。项目成员来自世界许多国家不同学科的老中青三代人。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四个问题为支撑：一是在形式上，还原殖民主义语境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商路。确切地说，马尼拉大帆船的航海贸易是在西班牙主导的殖民主义语境中、历时250年之久的商务活动，但是这一活动的主体是中国人，主要活动是中国商务。英国学者已考证到，从马尼拉到美洲的阿卡普尔港，运去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而运回来的则大多是由中国吸纳的白银。也就是说，马尼拉只是充当了美洲对于中国的丝绸与丝织品和中国对于美洲白银的需求的中介。
二是从中介的角度，探究中马“印太航线”的开辟及其主权的历史转换。大明王朝为马六甲王朝授印除强、构筑城池、建立港口，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多国商务云集，使狭长的马六甲海峡成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文化与经济交往的印太航线，形成历史上以“平等”与“互利”为本质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在1512年后，马六甲海峡先后落入葡萄牙与荷兰殖民者手中，中马共同开辟的马六甲“印太航线”进入殖民主义时代，这是东西方航海的历史分野，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分野。
三是从原型来看，接替“朝贡体系”的，在政治上是“条约体系”、在经济上是“互市体系”。历史档案文献充分证明，在西方大航海之前，东亚已有繁荣的贸易，并且逐渐形成互市体系。
四是从根源上看，东亚商贸互市贸易体系植根于中国民间内部经济结构渐变的需求。明代民间社会大量使用白银进行交易，使得中国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也使得明朝政府自下而上地开始“赋役折银”，以满足国家对白银的需求。赋役折银才是世界白银商务之路形成的力量之根源。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与国际化带来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价格革命。中国大航海通过印度洋通向太平洋，通过这样的路线图，通过经济与文化交往将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中，文博互证是该项国家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研究路径之一，综合使用档案学、文献学、考古学、博物学等方法进行考证。例如，对越南银锭从形制角度进行考察，显示了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以及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中国西南及中亚的“红鸟”图像运用在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钱币之中；法属越南钱币，显示殖民主义割断中华历史，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档案、文献与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更加充分地揭示出西方殖民主义航海从探险、商务、书写与形塑到占有与索取的内在本质和历史逻辑。
在尊重“太平洋丝绸之路”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项研究证明了这样的结论：太平洋丝绸之路是14世纪至19世纪、以中国等周边国家为主体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之路，她是以“赋役折银”为根源，以“东亚贸易的朝贡体系”的历史变迁为原型，以“中马印太航线”为中介，以及使用中国商品与劳动力的“马尼拉大帆船”的殖民主义商路为形式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公正的范畴，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婉潞：请问您认为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对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启示？
于文杰教授：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我们认为，吸纳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的经验，坚持新时代中国观点与中国体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坚持全球文明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互动与互补。全球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在区域国别研究，尤其在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中，努力为这一使命的实现多做贡献，坚持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创新与责任担当。蒋孟引先生向英国学者陈述与证明“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案例，铭记初心，服务国家与全球文明建设，是我们当代英国史学人的初心与使命。
受访者简介：于文杰，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公众号，2023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