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0日，欧盟和北约发表近5年来首份联合声明，声称双方希望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等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无独有偶，近日英国政府发布消息声称，日本将允许英国在日本驻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些近期的案例表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的挑战。但这不是中欧关系的全部，在挑战之外，中欧双方也在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这些努力包括去年下半年德国总理朔尔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先后来华访问等。目前，中欧互为最大经贸伙伴之一，双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还存在大量合作空间。展望2023年，中欧关系将会在充满巨大潜在挑战的背景下继续向前发展。 

　　中欧合作关系前景依然广阔 

　　2023年，中欧关系合作空间依然巨大，双方若运作良好，双边关系发展前景依然广阔。这一估计基于如下因素的存在：双方存在长期合作的战略条件，也存在共同合作的具体利益诉求，以及在合作形式上还有更加多元化的可能。 

　　第一，中欧双方依然存在较为坚实的合作条件。从中方角度来看，在内外双循环大战略下，中国继续秉持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基本大政方针，这为中欧经贸与科技合作及文化和人文交流奠定坚实基础。从欧方角度而言，尽管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受到负面冲击，但欧洲继续提升其国际独立性的意愿不会改变。虽然欧洲战略自主有强烈针对中国的含义，但一定程度上这也有益于国际力量的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均衡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为中欧双方在不受第三方势力影响下开展独立双边关系奠定一定基础。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中欧双方在未来存在经济和战略层面进一步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中欧各自经贸利益需求将强化双边合作关系。就欧方来看，目前它已深陷俄乌军事冲突的泥潭中，未来大量精力不得不用来继续对付这一冲突所带来的各类挑战，其中包括经济衰退问题。在能源价格高昂、家庭购买力下降、外部环境疲软和融资条件收紧下，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陷入经济衰退。随着通胀不断削减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欧洲经济收缩将在2023 年第一季度继续。作为长期经贸合作伙伴，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稳定和提升下行的欧洲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欧洲会继续采取关键领域的“脱钩”行动，但不可能在非关键领域谋求产业链断裂，这不仅会对中欧各自经济带来进一步创伤，也会强烈冲击世界经济稳定。欧洲需要中国市场的原因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它与西方政治盟友的经贸关系并不能在短期内取代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且像欧美之间还存在诸多市场冲突。 

　　在此情势下，欧洲依然存在欢迎中国在“非敏感和不涉及安全”的领域开展绿地投资的意愿。在能源依然短缺情况下，欧洲资本也存在适度的对华投资热情。在自贸区覆盖范围重叠背景下，中欧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和商品贸易也能一定程度上将中欧经贸关系拉拢到一起。随着全球疫情的逐步缓解及中国对疫情管控的逐渐放宽，中欧双方经贸和人员交流的阻力日益减少。中国还可以采取一定政策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这将进一步吸引包括欧洲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开放型经济体继续开拓中国市场。 

　　第三，多层次和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可继续得以维持。中欧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其交流与合作不会止于双边经贸领域。除经贸合作外，双方还在如下许多领域存在合作与交流需要与空间。 

　　其一是政治领域。虽然中欧不可能成为政治盟友，但不表明双方没有政治合作与交流空间。至少，2023年中欧可能需要开展一些高层双边会晤与会谈。2023年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建构10周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会晤来共同庆祝这一关系的建构及谋划未来10年合作关系，这一政治层面的交流将为中欧未来合作奠定重要基础。另外，2023年也是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在世界局势剧变背景下，双方如何去伪存真，脱虚求实，共同维护和夯实这一机制功能，将可能成为2023年中欧尤其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同思考和面对的话题。另外，面对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中欧对如何结束这场冲突、如何防范该危机可能导致危及地区和全球安全事件的发生，及解决危机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人道灾难、粮食危机和能源问题等，都可以进行双边和多边的共同合作。 

　　其二是开展非政治性的功能领域的合作。中欧当前需要和可能开展治理合作的领域主要在气变、健康和绿色能源等几个方面。中欧在气变领域具有较大利益诉求差距，但在整体的减排和维护绿色生态等全球目标上具有共同立场。鉴于欧洲寻求在气变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帮助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促使欧洲会进一步寻求和中国在该领域的合作与支持。在健康领域，虽然中欧双方针对COVID-19病毒防控等问题上目前还存在一些立场差距和争端，但随着后疫情时代的缓慢到来，双方可在协调双边人员流动的管控措施外，就加强世卫组织的功能和效率，促进疫苗开发、生产、使用方面的全球合作，及援助落后国家方面，也可进行一定合作。此外，随着欧洲能源危机的持续，在太阳能板的生产和投资、锂电池生产和绿色能源开发领域，以及为促进欧洲能源来源多样化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欧可以进行协调与共同合作。 

　　第四，合作的形式可以更加多元化。中欧合作形式从交往方式来说是多元的。但随着不同交往方式功能的变化，我国对欧交往与合作形式的重点可以适当调整。 

　　其一是中国-欧盟交往方式。欧盟会继续成为我国开展对欧合作的重要对象，但随着欧盟一些机构和高层官员对华不友好立场的持续甚至增长，中国和欧盟未来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僵局，但无论如何，中国会尽量保持和欧盟的友好沟通。 

　　其二是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交往方式。随着欧盟成员国对华立场的差距日益拉大，中国可能会选择和对华态度更为友好和对双边关系影响更大的成员国进行更多交往，以弥补和摆脱对华立场不友好国家造成可能的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冲击。 

　　其三是中欧之间的合作机制与平台会得到继续重视，包括已有的几十上百个合作、交流与对话机制，其中包括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可能需要一些旨在促进效率的精简化和融合化改革，以适应复杂条件下开展合作的需要。 

　　其四是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交往可继续强化。中欧可以寻求在中东欧主导的“三海倡议”及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卫组织、世贸组织等平台的初步或更多合作。 

　　中欧关系的潜在严峻挑战不容忽视 

　　尽管存在现实的合作需要和潜在的合作可能，但中欧关系将在2023年遭遇潜在的重要挑战，在一些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下，双边关系发展可能会在地缘政治冲突和经贸关系层面遭遇重大挫折。 

　　第一，导致双方冲突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并持续强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价值观冲突日益加剧。尽管欧洲战略自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欧战略合作的基础，但它对中欧关系是一柄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是中欧价值观冲突的重要诱因。在欧洲战略自主中，维护欧洲自称的“基于规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维护欧洲规范的权威及巩固欧美价值观同盟是其重大利益关切。在此背景下，中欧两大坚持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明理念的力量，必定会在欧盟上述观念下发生不可避免的价值观冲突，并会以具体的对抗性事件表现出来。 

　　其二是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美政治同盟关系的强化。中欧双方对俄乌冲突事件的相关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尽管中国一直秉持客观中和的立场，但整体上基本不为欧洲方面所理解和认同。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欧洲基于俄乌冲突中双方立场差异所引发的对华负面情绪会累积并演化成特定的对华政策行动，包括会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但是欧洲不会在战略上形成自身的独立遏华政策。 

　　其三是国际性的逆全球化趋势，将会诱使欧洲加速实施对华所谓战略和安全领域的“脱钩”行动。这一行动不会随着中欧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而有所减缓或迟滞。 

　　第二，潜在的具体挑战会日益激烈。由于上述结构性矛盾因素的存在，中欧双方在2023年可能面临一些具体的冲突案例，这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领域，也表现在经贸关系领域。从地缘政治领域来看，欧洲可能会在中国周边引发更多的潜在对华挑战，并可能试图更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由于欧盟已经在2021年通过“印太合作战略”文件，它将会在2023年继续逐步付诸实践。其成员国如法国和德国则更早通过了各自的“印太战略”，这些国家也会通过各自行动来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加快实施对华一定程度的“脱钩”。 

　　在此，欧洲对华“脱钩”并不只发生在经贸领域，也包括在战略领域，欧洲试图降低中国在它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降低中国在它们外交中的影响力，以更好服务于灵活和独立处理其对外关系的目的。欧盟和法国、英国等国家若加强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及部分东盟成员从经贸到国防领域的关系，并采取针对中国的政策立场并不会特别令人惊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可能会更深地涉入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包括加强政治往来、推动自贸区谈判和经济合作及在国际多边场合的更多交流等。 

　　另外，欧盟作为北约成员，在针对中国的欧盟-北约双边合作指引下，有可能使北约的一些方案演化进欧盟框架，从而在欧盟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合作中，将北约的意志投射到中国周边。此外，在其“全球门户战略”指引下，欧盟也存在干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能性，以及欧盟可能会在非洲等地区争夺影响力，以强化它所谓在地缘政治竞争的优势地位。 

　　从经贸领域来看，一些僵局还会持续，而一些矛盾会进一步强化。这包括在欧洲强化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依然难以找到摆脱僵局的机会，除非一方软化立场。另外，欧洲将会在持续的对华战略和安全领域的“脱钩”思维指引下，造成中欧间一些产业链的断裂和重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譬如，德国经济部将在今年正式出台针对中国的经贸政策文件，这表明德国一些政治势力会努力推动和中国的经贸“脱钩”，从而造成对中欧关系负面冲击。除了一些国家持续寻求对华经贸关键领域“脱钩”之外，欧盟正在继续酝酿一些共同经贸规范的出台，包括“供应链法”、“反强迫劳动法令”等的正式推行。去年底“碳边境税”法案的通过也将在2023年造成对中国一些特定商品的对欧出口的压力。 

　　在做好斗争准备基础上尽力促进中欧友好 

　　面对既存在进一步合作空间又存在越来越严峻的潜在挑战的中欧关系，对中国而言，可以做好如下打算。 

　　首先，要充分认识欧洲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及维护中欧关系友好的双重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美是安全和价值观同盟，在中美博弈中，不要指望欧洲站在中国一边。这虽然是事实，但若一味强调欧美的同一性而不认识到欧洲的独立性，会容易将美国和欧洲等而视之，这将严重蒙蔽中欧合作的潜在空间，并逐渐恶化中欧关系。事实上，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分化重组的时刻，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欧洲在维护国际力量多极化和国际格局均衡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维护稳定和发展的中欧关系不仅有利于双方各自独立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维护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此，我国应将构建稳定与发展的中欧关系视作对外关系的最重要议程之一。 

　　其次，努力推动中欧各种潜在合作关系的发展。在充分重视对欧关系基础上，我国可进一步适度发展更为建设性的对欧政策，在政治和外交实践层面，在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损害我国重大利益前提下，不主动激发矛盾，尽力缓和与欧洲各层面力量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有关重大国际和双边关系特定议题上，力求关注彼此关切，尽量倾听彼此意见和建议，以建设性态度处理对方的诉求。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法国、德国和中东欧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的关系，维持与这些国家稳定的双边关系将对稳定和推动中欧关系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做好政治斗争的必要准备。未来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很可能会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对我国发起挑战。对此，我国需对欧采取合作与斗争两手准备，以最大的诚意寻求合作，但应对欧洲危害我国核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包括采取必要的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多重手段，以及在双边和多边层次准备反制措施，通过斗争维护和推动双边合作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