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4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参会并发言。会议围绕德国对华政策与中德关系、德国政治生态变化、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走向、德国经济形势与气候变化、数字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陆续向读者推送与会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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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VdE）发布的立场性文件，时任内政部长德迈齐埃（de Maizière）和德国电信首席执行官奥伯曼（Obermann）于2011年共同成立了“关键ICT应用和ICT架构安全”工作组，从而为确保“关键ICT领域技术应用的持续安全”制定战略。这也是“技术主权”（technologische Souveränität）理念首次在德国登场，彼时该理念主要落脚于“安全”，在实施原则和具体举措方面不甚明晰。 

　　此后，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剧，以中美和欧美贸易冲突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冲突威胁加大，德国终于有所觉醒，启动了关于德国或欧美在关键技术上是否要有独立性以及可以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的系列讨论。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协会、德国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等智库或机构纷纷就“技术主权”的理念、方法与行动发表立场文件。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德国加强技术主权的呼声愈发响亮。在“技术主权”登场十年后的今天，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于2021年发布了更为全面的《技术主权塑造未来》的文件。其中，关于技术主权的三个亮点值得关注。 

　　首先，不局限于技术应用安全，而是明确对照宏观经济目标，使技术主权更具战略意义和价值观导向。文件指出，德国是欧盟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技术主权的引导者。技术主权是合作（共同）研发关键技术与基于技术的创新的诉求和能力，而核心在于确保德国的竞争力、就业与繁荣，同时不以牺牲本国的价值观为代价。具体来看，德国应做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制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据此研发生产关键技术，发展自主生产能力，协助确定全球市场的标准。可以说，加强技术主权的举措应同时服务于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更稳固的“价值观堡垒”。 

　　其次，基本理念更具针对性、系统性，在方法论上做到了整体与部分相结合。文件指出，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应用和欧洲内部市场的支配力是关键。为此，文件首先对“什么是关键技术”给出了五项最低标准：一是具有行业领域的交叉性，应用范围广，创新潜力大；二是作为增强经济竞争力、满足社会核心需求和国家预防性任务（如保障公民安全、气候保护、医疗保健、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的重要基础；三是研究密集型，对资金和特定技能的需求较高；四是需要确保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准备的完整价值链的运营；五是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而对于如何实现技术主权，文件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三项原则：（1）对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评估相关技术领域的市场和个体经营者的能力，定期审查关键技术组合和技术资助的依据标准。（2）开展广泛的跨国界与机构间合作。文件指出，欧洲内部市场对维持技术主权至关重要，德国国家战略应该和欧洲战略相辅相成。其中，合作伙伴关系的选择和建立必须避免战略技能泄漏等不利于德国或欧洲技术主权的知识外流行为。（3）从整体上审视创新产业链的各阶段与各参与者。一方面，要重点支持促进创新结构、区域创新网络、以技术为导向的初创企业及研发，确保德国和欧洲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发展由科学、商业、政治和社会各界有机组合而成的创新生态系统，这包括注重企业和学界在标准化问题方面的合作，大力培养和吸引青年人才，确保监管法对创新和投资的开放态度，熟谙社会的相关需求。最后，文件指出，要在针对性和开放性的理念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未能充分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借助资金投入，创造相应的宏观框架条件、开放性的跨部门措施，以尽可能全面地挖掘社会创新潜力。 

　　再次，具体领域的措施更全面详尽，技术促进、政策加持和未来规划并行。文件指出，加强技术主权的路径必须根据不同技术和应用领域的情况而制定。为此，BMBF针对12个核心领域提出了预期计划与举措，其中包括新一代电子产品、通信技术、软件与人工智能、数据技术、量子技术、价值链塑造、循环经济、创新型材料技术、电池技术、绿色氢能技术和疫苗研发技术这11项技术领域和建立新型和强大的伙伴关系这一政策举措。在每一个技术领域，文件均在分析德国优势和短板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项目措施、资助计划与指导倡议。 

　　具体来看，文件提及的技术短板领域主要包括：（1）电子产品领域，德国在高性能处理器、内存、通信网络硬件方面存在严重对外依赖；（2）通信技术领域，开发可信赖、高性能、具有节能效果的“德国或欧盟制造”组件，构建可持续的通信基础设施，助力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3）软件和人工智能领域，专业人才面临严重短缺，在核心基础设施方面过度依赖欧洲之外的供应商，软件系统和软件生产方面自主性不足；（4）数据技术领域，数据提供和数据再利用的必要工具与服务手段不足，在健康领域的数据研究方面，法律框架和技术手段有待更新完善；（5）价值链塑造领域，德国对特定技术和组件的依赖性增强，研发力度欠佳；（6）循环经济领域，德国在矿物、化石等关键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等国的依赖性较强，有必要持续扩大循环经济价值链与可持续创新；（7）材料技术领域，德国在开发创新材料、制定基本标准、开采关键原材料方面，面临落后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危险；（8）电池研究领域，德国长期面临对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在技术开发和生产方面的进口依赖；（9）绿色氢能领域，德国在氢经济技术方面面临来自中日韩等国的激烈竞争，氢气制造出口国的主权受到威胁，对“绿色氢”的进口不足，国际合作范围受限。 

　　总体来看，可持续发展、技术研发与应用、知识与创新流动、欧洲与国际合作是德国此次《技术主权塑造未来》文件的关键词，但其所涉技术领域较广，对人力资源和资本容量的需求较高，同时提振的难度不可谓不高。此外，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2月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和《欧洲人工智能白皮书》。德国技术主权的加强，与欧盟技术主权的提升之间能否保持正相关的关系，避免制衡、实现互促，更有待研究与检验。日后，德国能否尽早明确关键技术领域并予以针对性资助，“扬长改短”以加强技术主权，我认为取决于四个方面： 

　　第一，理念方面，德国新任政府及主要权责部门能否采取现代化、开放性的指导原则，在技术保护和技术共享之间、在捍卫“价值观壁垒”与扩大技术市场之间取得适度平衡； 

　　第二，目标方面，能否合理安排政策领域的优先项和技术难题的重点靶，将目标阶段性地细化，并为日后灵活调整目标提供有效空间； 

　　第三，权能分工方面，主要职能部门能否明晰各自角色及与其他部门角色的关联性，从而制定融合财政、科技、产业创新、中小企业、教育、移民融入、监管等多维度的政策工具箱。同时，政界、学界、经济界和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者能否找准自身定位、各得其所、开展有效对话、定期评估成果； 

　　第四，手段方面，在欧盟技术主权战略框架内，德国政府能在多大空间范围内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技术主权促进手段，采取外溢或正向连带效应明显的政策举措，并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同时，能否提升政策手段的战略性和可持续性，减少政策手段的危机性与应激性也是关键。 

　　作者简介：陈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