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19年“德国形势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热烈的讨论，现将分批发布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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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是2009年，我开始写硕士论文，题目是《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十年之后再去看这个话题，确确实实有很大的变化，十年之前谈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其实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默克尔上台之后，德国对华政策做出一些调整，特别是默克尔当时见了达赖，引起中德关系很大的波动。当时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引起了大家很多讨论，其中探讨的重点问题是德国经济主导的对华务实外交是否开始转向价值观外交，十年前关于德国对华政策的讨论非常激烈，当时我的论文也是写这方面。

　　到今天，我们发现德国国内又出现第二次对华政策的辩论，这两次对华政策辩论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十年前的那次对华政策辩论，我们会看到德国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代表性的是比较对立的两种意见，比如当时在默克尔政府内部，社民党批评默克尔，公开见达赖刺激中国，这其实不是真正的人权政策，这是橱窗政策，起不到什么作用，当时社民党对它的执政伙伴联盟党有很强烈的批评，并且经济界也不是那么赞同默克尔搞价值观的外交。十年前，辩论对华关系时，德国内部在对华政策方面意见很多元、很对立，至少把人权、价值观放在比务实外交更优先的位置，当时并没有得到德国政治主流的认同，或者说取得共识。

　　十年之后，德国又一次辩论这个话题，如何对待中国。我们会发现，由十年之前的对立、分裂、多元化的对华政策的表达，变成今天相对来说比较统一，比较有共识的对华政策的表达，我们看到像社民党、联盟党，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中国要更多的警惕，包括对来自于中国资本的审核，以前只是审核投资哪个行业，到现在开始审核资本的性质，不仅看你投资在哪个方面，还要看钱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有哪些目的，是不是有经济以外的其他战略目的在？是否不仅仅是对他的市场有影响，还要看是否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甚至市场造成扭曲。今天德国对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警惕心，德国内部对中国有一种新的对华政策，这方面，无论是社民党还是联盟党，都是高度统一的。当年非常反对联盟党对华强硬，对华搞价值观外交的社民党今天反而冲在前面，更加主张对华政策方面要有价值观的因素，要有人权的因素。所以今天社民党的外交部长马斯与当年社民党外交部长完全是两码事，十年之变，这是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在推动中德关系发展方面，一般德国经济界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但我们会发现，目前推动德国对华政策调整转变的恰恰是这股以前我们认为积极稳定的力量，也就是德国的经济界。欧盟今年3月份发表了一份文件《欧盟中国战略》，欧盟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最终把它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对中国的定位，对华政策，达成了一个共识表达出来。文件中对中国有四个定位：第一，中国是合作伙伴；第二，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平衡；第三，中国是追求技术领先经济上的竞争对手，第四，中国是追求或者倡导另外一种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这体现了欧盟对中国新的看法。系统性竞争对手大家都知道，最初是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一份文件中写出来的，反而是德国的经济界给中国打上了这个标签，叫系统性竞争对手。德国工业联合会是德国工业最具实力的组织，它的那份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并且列了几十条。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这股积极的、稳定的力量，到现在在积极推动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这是十年间又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三个变化：德国对发展对华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十年前德国人对中德特殊关系非常津津乐道，中德还有政府间的磋商机制，德国人也非常愿意说这些，他们认为德国只与很少数的国家有政府磋商机制，所以中德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十年之前是其他欧盟国家批评德国的对华政策，敦促德国把自己的对华政策置身于整个欧盟对华政策框架之内，批评德国不能独立在欧盟的对华框架之外单独搞一个对华政策。十年之后变成德国在敦促其他欧洲国家把所有对华政策放在欧盟框架之内。德国对华政策，如果以前是特殊化，现在变得越来越欧盟化，默克尔在最近的讲话中说欧盟每个国家、每个成员国都制定自己的对华政策，这对于欧盟来说、对于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是危险的，德国现在敦促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把各自对华政策放在一个框架之内，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十年，这三方面的变化很大。十年前我的论文认为，虽然默克尔见了达赖，搞价值观外交，但以经济主导的务实外交仍然是德国的主流。文章的结论是，虽然价值观不是主流，经济主导的外交才是主流，但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中最大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恰恰在于默克尔政府中有人对德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以商促变”的对华政策开始质疑了，而那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在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人说是不是要改变德国“以商促变”的传统对华政策。今天再来看，确确实实如此，十年之变，最大的变化是，如果十年前我们看到那时候的风险是对“以商促变”的对华政策产生质疑，到今天他们正在放弃“以商促变”，觉得这个政策可能有很大问题，需要彻底改变，要有新的对华政策。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