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19年“德国形势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热烈的讨论，现将分批发布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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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国际关系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内政对外交的作用或者干扰非常强烈，我们可以借此重温“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经典论断。内政对外交的作用此前没有这么直接，但这两年作用直接而且明显。欧洲的外交更多地体现出政治变化，这是当前欧洲形势的一个最重要背景。

　　首先简单概括下当前欧洲政治安全背景的主要特点，这就是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政治时代”，观念和政策逻辑都在发生变化，这也是近年来欧洲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欧元区债务危机至今10年，经济困境和社会不满必然要求政治层面做出反应并拿出解决方案，不能再脚疼医脚，头疼医头。因为危机具有结构性特征，所以需要在政治层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这是当前欧洲政治安全背景的最重要变化。

　　现在欧洲的总体形势仍处于三期叠加的态势：政治调整期、经济改革期和安全风险上升期。因此欧洲既要在技术层面继续化解经济社会问题，又要在政治层面去应对外交和安全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持住单一市场这样的一体化基本盘，又能尽量为一体化提供动力，比如提出基于“战略自主性建设”的外交和安全议题。外交和安全议题现在已经成为欧洲重塑自身世界观、明确自身定位的主要入口和抓手。与前些年更多涉及恐袭、难民等安全和外交议题不一样，欧洲现在看重的是国际格局变动尤其是大国竞争加剧中的“战略安全”问题。近几年来PESCO加速推进，欧洲在外交上也变得越来越现实主义取向。这在欧盟和一些欧洲大国的概念上和行动中都有充分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给欧洲尤其是法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需不需要政治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欧洲也在强调“四个意识”。首先是政治意识，就是寻求整体的政治解决方案。有了政治意识后就要有核心意识，这就涉及到“法德轴心”的领导力问题。法德的《亚琛条约》是法德想要明确成为欧洲领导核心的标志性文件，两国希望通过密切双边合作来在欧盟范围内发挥示范效应，就是要求其他成员国要有看齐意识。法德很有核心意识，但问题是其他成员国有没有看齐意识？我觉得《亚琛条约》已经是现阶段法德双边合作的极致了，很难再有突破。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对之前法德合作或“法德轴心”运作方式的一种调整，即部分放弃两国在协调各自伙伴后再形成互补性共识的方式，转而采取直接通过双边协调来体现其领导力的“核心示范”方式。这是法德针对欧盟内部出现离心和分化倾向尤其是“多速欧洲”的现实做出的调整，但它是否能产生实际效果，还要看其他成员国是否有基于“大局意识”的向法德“看齐”的意识。现实是其他成员国在发展、治理和改革等诸多领域并未接受法德的示范，在取得些成效的安全合作领域也出现多速甚至后继乏力的情况。这种“核心示范”的模式既要求法德有更高水平的政策协调，也要求更稳定的欧盟共识提供条件，但这两点目前都不具备。因此近来法德传统的“奇正相生”式的互补性合作方式又在欧盟扩大和北约问题上有所体现。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法德合作将会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摇摆并尽力保持平衡。

　　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德合作如何通过欧盟机构来发挥作用，或者着眼未来，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欧盟机构将与法德合作产生何种反应。在上一届欧盟机构执政期间，当法德在很多领域议题上走得快一些时，欧盟就会跟进做补充或者找平衡。比如在对俄罗斯缓和问题上，法国搞大国首脑外交，德国搞能源贸易合作，并仍将俄罗斯视为“伙伴”。这一认知和波罗地海国家关于俄罗斯是主要“安全威胁”的认知严重不符。因此到了欧盟层面，平衡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既非“伙伴”也非“威胁”，而被视为“战略问题”（图斯克语）。

　　但新一届欧盟机构的产生背景、结构和使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盟机构必须考虑民粹势力、国家主义上升的政治生态，还将重新适应理事会、欧委会和欧洲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大国和核心国家在理事会和委员会构成中“站上前台”的现象，体现出通过大国来主导“多速欧洲”的倾向，这和法德通过“核心示范”的合作方式来实现领导力的逻辑相通。但在实践中，如果欧盟的领导方式和法德的协调方式相一致，就会让中小国家产生“大国主导”的担忧甚至反对情绪。而一旦延续此前大国引领、欧盟平衡的模式，又会造成法德不睦的印象，难以改善欧盟缺乏领导核心的形象。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领域或议题合作仍将是法德在欧盟内合作的主要方式，在欧元区改革、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以及对外关系领域，法德是站上前台、联手推动还是退居幕后、遥控操纵，双方在人财物上如何实现有效分工，这些都是今后观察法德合作如何作用于欧盟层面的主要视角。

　　当前法德各自的内政走向和主要领导人之间如何实现合作赋予了观察法德合作更丰富的视角。从默奥配到马默配再到今后可能出现的的马卡配，领导人各自能利用的国内政治资源、执政风格以及个性等，都会对法德合作产生影响。当前马克龙的强势、主动与默克尔的颓势、被动恰成对照，这既是当前法德国内政治形势外溢的表现，也是两位领导人执政风格差异所致，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法德合作向法国主导政治话语、德国把握经济资源的传统模式的回归。但马默配的状态并不完全、客观地反映出法德之间在权力结构和话语权上的实际状态。法德两国现在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变化周期，尽管马克龙在内政上仍然面对巨大的社会障碍，但法国政治的吐故纳新和代际更替接近完成，而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导致其政治不会出现法国那样的剧烈变化，“后默克尔时代”的前景仍不明朗。这种政治变化周期的不一致会影响到法德合作的理念和方式。但德国政治变化的趋势已难以阻挡，默克尔总理成为这一代领导人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她的继承者很难再延续其执政风格，在“国家正常化”的认知基础上、在民粹势力的压力下，她（他）们会变得更直接、更现实。现在马克龙和默克尔之间在年龄、风格和性格上的差异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法德之间的互补性，也可以更好地掩盖和弥补法德之间的分歧，但马克龙和默克尔的继任者之间能否达到这样的合作效果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有关“北约脑死亡”的争论中，我们看到默克尔和卡伦鲍尔的表达方式就很不一样：默克尔不同意马克龙的观点，但重点是其“激烈的表达方式”，但卡伦鲍尔则直接上升到法德的“战略文化分歧”层面，既公开了法德分歧，表达方式也更直接。所以在政治代际更替的背景下，默克尔之后法德领导人之间的合作方式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就今后一段时期法德合作的变化找几个指标来进行深入观察。一是欧元区改革。法国提了很多激进的主张，但欧元区改革能否推进并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是否配合。现在法国积极推进、德国谨慎平衡的状态是否持续？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前景下，德国如何考虑欧元区改革和解决自身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德能否在双方经济结构差异的背景下找到合作方向？这些都是从欧元区改革问题上可以对法德合作进行观察的重要问题。

　　二是欧盟扩大问题。马克龙要重新调整欧盟向巴尔干扩张的步伐，这和德国在东欧地区的传统利益之间是否产生矛盾？所谓法国更关注南向、德国更注重东向的固有矛盾在未来欧盟扩大问题上是否仍会影响法德合作？这些问题也是观察法德未来合作质量的重要指标。

　　还有就是欧盟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的问题。在卡伦鲍尔将法德分歧公开后，双方还能否形成合力？战略文化分歧是根本性的分歧，难以消除。换言之，不是钱花多花少的问题，而是该不该花、花在哪里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两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当前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与法德合作有着相互塑造的关系。尤其是面对美国和中国，法德如何定义各自政策和多大程度上能形成共识并反映到欧盟层面，是检验法德合作的重要指标。

　　在对美国关系方面，除了有关北约的分歧，法德在欧美自贸谈判的目标和代价问题上也有严重分歧，双方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美国压力的让步程度都很不一样，法国要确保农业部门不受影响，而德国要确保汽车行业不受冲击，一旦美国方面加大施压力度，法德在这个问题上是共进退还是求自保，会成为考验法德合作诚意和质量的关键指标。

　　在对华关系上，近两年的变化是德国有所退缩而法国更加积极。这种变化和法德合作中一定程度的“换位”相一致。法德被视为是能够在欧盟内部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大国，因此法德在对华关系上的立场和政策，关系到中欧关系是否正在出现动力转换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进行非此即彼简单选择的问题，但如何充分发掘法德对华合作的积极性并形成良性互动、如何引导法德合作在对华关系上在欧盟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也将是影响未来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中欧关系变化的背景下，一方面法德对华政策有一致性并体现在今年欧盟发表的对华战略文件中。对中国做出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区分，并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某种切割，已经成为法德对华的共识。在政策上会表现为在合作领域比如贸易方面加强合作，但在竞争领域比如产业方面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在政治领域还要坚持“欧洲方式”并“抵制中国的影响力”。对于这种变化我们需要找到合理的应对方式，包括重新评估贸易在中德、中法乃至中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重新思考经贸合作和政治分歧在中德、中法和中欧关系中的逻辑。我们坚持经贸合作是中德、中法和中欧关系中的压舱石，但当航向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压舱石构成和分量是否也在变化？我们坚持中德、中法和中欧关系中机遇和合作是主流、挑战和竞争是局部，但如果局部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否会对主流形成越来越大的干扰甚至可能会导致欧方在认知上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面对法德合作在对华关系中可能带来的问题必须进行的思考。

　　当然，法德在对华关系上也有认知、需求和方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会被放大。相对而言，现在法国在战略上更自主、外交上更主动、经贸需求更强烈，而德国在战略更被动、外交上更犹豫、经贸上更难以调整，因此对继续深化对华合作表现得更犹豫。

　　这是一个思考并提出问题的过程，因此表达得很零碎，希望对大家的思考和研究能有所帮助。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