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举办了2019年欧洲年终形势研讨会。现在分批发布研讨会的嘉宾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首先很感谢有机会在年终岁尾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对欧洲形势和中欧关系的看法，更多地是一些思考，并不成熟，请大家指正。

　　首先从政治说起，一是因为2019年是欧洲进行政治选择的关键时刻。随着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和新一届欧盟机构产生，以及英国脱欧的前景逐渐明朗，尽管其间曲折多变，而且主流与民粹、一体化与逆一体化之间仍激烈争斗，但欧洲政治维持了基本格局的稳定，将从2020年起迎来一个新的政治周期。

　　从政治说起的第二个原因是，近两年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政治主导的时期，许多经济社会层面的矛盾需要整体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落到政治层面上来。无论是德国选举和欧洲议会的选举，还是法国的改革和英国脱欧，都是在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上一位发言人谈到的欧盟外资安全审查问题，也是一个欧盟将经济命题政治化的例证。从2019年的形势来看，欧洲还是维持了基本政治格局的稳定，但有些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在来年还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比如英法德面临的不同问题以及欧盟新机构的施政方向和力度问题等等。

　　2019年的欧洲经济受到内部改革迟滞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双重影响，其结构性和周期性的问题都有充分表现。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受到的影响更大，欧洲经济可能重回衰退的阴霾加重。为避免重回危机状态，欧洲增强了贸易防护力度，升高了投资准入门槛，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力度，但欧洲又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合作来增强信心和开拓市场，因此继续推进自贸区战略，也对中欧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抱有较大期待，并赋予其除投资和经济以外的增进政治互信的意义。政治方案能不能解决经济问题？政治因素是会增强欧洲经济的韧性还是削弱市场作用？这些问题在明年欧盟的经济调整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比如“绿色新政”是新的增长点还是政治化的假命题？通过构建产业政策能否达到提升规模和激励创新的目的？我们可以在明年得到部分答案。

　　2019年是欧洲在周边地区的外交安全事务中展现其“韧性”并试图在大国关系中扮演“平衡者”角色的重要节点。维护伊核协议和避免叙利亚局势朝向不利方向变化，是欧洲在周边地区的重点。欧洲试图有所作为，但其缺乏直接手段和难以对各方施加足够影响的短板也暴露出来。在大国关系方面，对俄缓和与防范两种倾向在安全和能源领域相互交织斗争，对美博弈和妥协两种立场也在经贸和安全领域连番交替切换。随着冯德莱恩的“地缘政治委员会”登场，2020年欧美俄关系将围绕伊核问题、叙利亚局势、北溪-2项目、欧美贸易谈判等继续跌宕起伏。

　　2019年的中欧关系更加复杂曲折。欧盟提出对中国“伙伴+对手”的定位，既表现出欧洲在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彷徨和犹豫，也反映出欧洲仍试图掌控中欧关系主动权的心态。当然，有关中国是欧洲“对手”的含义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去理解，双方甚至各自内部都还有分歧。我接触到的欧方高级官员就认为，“结构性（体制性）对手”比“制度性对手”更能体现欧盟的原意，中方不接受“对手”这一标签，却也有人主动往中欧“制度性竞争”方向去理解和阐述，这反过来也会引导欧方背离其原意。这种相互误读造成误解误判并且不断升级的现象在中欧关系中并不少见，这是中欧未来要塑造积极正确的相互认知要优先克服的问题。

　　除去误读误解的因素，现在欧洲对华政策正在“反向刺激”和“正向塑造”之间找平衡，这既是欧洲政治保守化和政策内向化的结果，也是欧洲仿效“特朗普方式”的产物。这种变化使得相互认知问题成为中欧双方要解决的优先课题。一方面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打击下，欧洲需要继续从中国市场获益，但对中国经济出现的增长减速等问题也非常关注，信心有所下降，要价有所提高。这在欧方对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态度变化中就有体现。另一方面从“对等获益”的目的出发，欧洲在对华经贸合作中附加了更多的政治要求，有关投资审查机制和建立5G市场准入规范的行动就是例证。因此中欧经贸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在互补性与竞争性之间找到合作的共识，将检验经贸合作能否继续作为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成为双方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由于实力构成和作用范围不同，欧洲还难以找到和中国进行“对等竞争”的有说服力的话语和例证，但对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提升政治影响、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意图”有了更强的防范意识，这既有欧方自信心下降的原因，也是它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在外交领域的必然表现。安全领域是中欧交集最少但也最具合作潜力的领域，在欧洲开始“练肌肉”并突出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中欧在地区安全、军备控制和反恐等领域有更多合作空间，但双方必须先找到共同的认知和话语，才有可能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中去。

　　2020年将是中欧关系的新起点。这不仅是因为双方有多场重要的领导人会晤，有完成投资协定谈判的艰巨任务，还有尽早开启自贸谈判前期准备工作的愿景，更因为双方需要增强对彼此的信心和信任，在巩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明确共同责任。当然，在日益复杂的形势下，期待越高意味着可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中欧关系将走向新起点的重要背景是大国关系的联动性。中美欧俄在经贸、安全和全球治理领域日益密切但不对等的互动，需要我们根据领域、议题和时机去发挥中欧关系在当前格局中的建设性作用。维护伊核协议和中东局势稳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推动绿色经济和政治等等，都可以体现出中欧合作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平衡中的重要价值。

　　最后简单地展望下来年和未来，我想我们应该有更多地理由看到欧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得以持续，希望中欧关系能够转承有序、张弛有度、持之有恒。

　　谢谢大家！

　　（崔洪建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