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举办了2019年欧洲年终形势研讨会。现在分批发布研讨会的嘉宾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谢谢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组织这个活动并邀请我参加。

　　2019年中欧关系当中，在我们看来最大的事就是他们把我们界定为“制度性对手”，我们翻译的比较柔和，其实我认为是“制度性敌手”，介于竞争者和敌人之间,这是很大的事。当然中欧关系还有很多好事，习近平去巴黎和马克龙、默克尔、容克三个人一块谈了，今年中欧峰会的联合声明也很积极。

　　中国与欧盟关系在经历了1995-2005年的10年快速发展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转型阶段。双方都在反思。中国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反思后，对欧洲政策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个“两个”的提法，即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的两大和平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发源地。这在实际上是明确界定了中国和欧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中国欧盟关系的特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提出了中欧关系中的四大伙伴关系，即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关系，而不是笼统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欧盟的对华政策也一直在反思，但是至今仍旧不甚清晰。

　　2005年，欧盟就曾提出，由于欧盟的决策机制，对华军售禁令是无法解除的，欧盟外长理事会将不再讨论这个问题。2006年，欧盟的对华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中国是欧盟经济上的最重要挑战。2009年，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欧盟以往的对华政策完全失败了，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以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中国国内政治上的变革。因此，欧盟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是，由于欧盟成员国对华的利益差异，使得欧盟对华强硬难以实施。这份报告在当时得到了欧盟官员和学者的广泛认同。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早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但是，当时欧盟一方面是要启动里斯本条约；另一方面是欧洲的债务问题和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显现出来，使其无暇顾及修改其对华政策，而且欧盟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求于中国。

　　2015年以后，欧洲内部的债务危机有所缓和，对华强硬的呼声在欧盟重启。表现在欧盟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2016年，欧盟出台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强调要欧盟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性，并重提军售禁令作为对华敏感技术和货物出口的指导原则。强调互惠原则的重要性，批评中国的市场不开放，指责中国钢铁等产品对欧盟倾销，等等。与此相应，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的中欧峰会未能就联合声明达成协议。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连续两年。

　　今年3月，欧盟又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Strategic Outlook），将中国界定为同时具有四重特性的国家，即：合作伙伴（cooperation partner）、谈判伙伴（negotiating partner）、经济竞争者（economic competitor）和制度性敌手（systemic rival）。由此可见，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已经成为欧盟和主要欧盟成员国的共识。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

　　欧盟对华政策趋向强硬，与欧盟对中国认知的变化紧密相关。如果我们考察1995年以来欧盟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初期，欧盟认为中国是可以改造的合作伙伴，通过经济上的好处，可以换取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2006年以后，中国被认为是难以改造的竞争对手。现在，中国是无法改造又难以割舍的制度性敌手。

　　当然，欧盟对华政策仍处在变化之中。到底如何面对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仍处在讨论之中。在欧洲人看来，特朗普式的与中国对抗不可取；与中国脱钩做不到；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仍存在争议。

　　我的结论是：1.欧盟新的对华政策还在形成中，尚没有定论。2.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难点是难以在成员国中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各成员国对华利益相左。3.中国在对欧盟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应争取欧盟在中美冲突中尽可能的不站边。因为要站边，最大的可能是站在美国一边。他们是盟友。4.所以，中国要尽量照顾欧盟及主要欧盟成员国的关切，在非核心的利益方面作出一定让步。5.加大中欧人文交流和沟通的力度越来越显得迫切。目前已经出现的不好的苗头，我们要致力于打消欧洲人的顾虑和对华恐惧感。最后，前一段大家一直在讨论，过去欧洲对中国、美国对中国，都基本上是重政治不重经济，经济上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处。现在他们都是重经济不重政治，因为他们觉得政治上没有希望了，全在抠具体的经济问题。对我们来讲，现在也要反过来，我们应该重政治轻经济，经济上多多少少给对方点好处。这样，才有利于和欧洲打交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