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2至23日，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未来十年的欧盟与中欧关系”。本届年会参会人数约150人，提交论文50余篇，盛况空前。与会者主要围绕着中欧关系、中欧经贸、欧洲对外关系、欧洲经济以及《里斯本条约》等重要领域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大家发言踊跃，亮点频现。
年会期间，中国欧洲学会召开第八届年会会员代表大会，对中国欧洲学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新当选理事召开了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常务理事会和学会领导机构。陈新被继续推选为学会第八届秘书长，学会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研究员和党委书记罗京辉分别继续担任学会会长和学会党委书记。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研究员在闭幕式上发言。她对本届年会的组织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研讨未来十年的欧盟与中欧关系的重要意义，她指出，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在后冷战时期与欧盟同时段崛起，但是各自崛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形势大背景发生变化当中，中国与欧洲的地位也发生着重要的改变。现在和未来中国和欧盟都同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代，同时面临转型和挑战，但是双方转型的内容互不相同；同时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也不同，我们都要做出重要的选择。因此，我们研究的任务和内容更艰巨，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站在历史的结点上，有必要对未来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做出一个宏观的、或是中观的甚至是微观的分析和判断。她认为，任何分析判断都是好的，只要有观点，有论据，相互交锋，相互补充都是好的，也可以把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未来去讨论，其结果是，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进行讨论直至说服对方、外国人乃至世界。
一 《里斯本条约》后未来欧洲政治新动向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里斯本条约》（简称里约）的内容、本质特征极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成为继上届年会以来的持续热点。有学者认为，里约改革的核心实际上是政治上的，欧洲一体化的重心从经济联盟转向了政治联盟的建设。政治联盟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上，里约对欧盟进行了不少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制度调整。里约改革使得原有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分析范式面临挑战，国家与超国家的区分在新的欧盟中不再那么明显，认为把里约后的欧盟理解为一个超级国家，也许更能反映里约改革的真正意图。有学者认为，总体说来，里约的改革在几个主要的目标上获得了较大进步：一是增加了欧盟的民主性，有助于减少人们对其“民主赤字”的批评；二是提高了效率，有助于解决因成员国的大幅扩大而导致的制度拥塞问题；三是可以增强欧盟决策和执行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还有的学者认为里约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机制方面，也表现在欧盟共同政策领域的扩展及运作模式的变化方面，其中对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修改幅度较大，是自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次调整，特别是从法律和机制上进一步强化了欧盟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及欧洲议会的权力。基本涵盖所有贸易政策领域，包括货物、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基本解决欧盟和成员国在贸易政策领域长期权责不清的问题；贸易政策被明确赋予外交使命，作为欧盟对外行动政策工具之一；欧洲议会首次获得实质性参与欧盟贸易政策的权力等。欧盟对外贸易运作机制的调整和改变，将给未来欧盟贸易政策及总体对外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一方面，欧盟贸易政策更趋“国家化”，决策效率和行动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欧盟贸易政策“政治化”倾向将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更趋严重。
不少学者密切关注里约生效后未来欧盟政治的新发展，认为里约在欧盟组织机构和决策领域进行了根本性改革，提高了欧洲议会参与立法的权力，创造了新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务，欧盟机构设置的这些变化无疑导致欧洲政治的权力格局有了新的转移，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的多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有学者对欧洲政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三个基本判断：第一，欧盟机构是稳定的。在今后几年中，一体化的基调将是平稳的，以谨慎、巩固和调整为主。第二，一体化的持续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合作动力。第三，一体化现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理清和改善欧盟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欧盟机构与民众之间的鸿沟以及“宽容共识”的现状仍旧存在，欧洲政策还无法被民众充分感知、认可，两者之间尚且缺乏联系和协调的结构，因此有必要将围绕欧洲政治立场、秩序设想和未来方案的辩论政治化，引发民众的兴趣和参与。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欧洲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较为成熟和典型的，过去几十年欧洲国家的政党制度所经历的变化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学者以欧洲国家的政党格局变化为线索，对两类不同政党的构成以及变化因素进行了梳理，认为欧洲目前的主流政党从构成以及影响来说，大致保持了平衡。但中右翼主流政党相对来说更为活跃，而中左翼的主流政党构成相对单一并显示了一定的停滞特征。同时，欧洲国家的平衡性力量结构显示，中间倾向性政党的增多和新党的涌现意味着欧洲政治变数的加大，而中右翼的相对活跃和左翼的消沉则意味着传统左右翼力量结构的一种失衡而在多党制背景下，该力量的结构对政府的最后构成来说往往是决定性的。
二 欧洲经济新战略
2010年3月正式公布了欧洲2020战略；经过讨论和修改，欧洲理事会于当年6月通过了该战略。按照欧洲理事会文件的表述，欧盟制订了未来十年经济发展规划，这一新战略意味着政策的重新定向，即战略不再局限于危机应对，而是要引入中长期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以及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与会者一致认为欧洲2020战略将对欧盟产生重要影响。欧洲2020战略核心要素包括智能、可持续和包容式增长三个经济增长优先目标；涉及就业、研究与创新、气候保护与能源、教育和减贫五个量化的核心目标。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结构由三条主线构成：一是宏观经济监督；二是对结构改革的监督（也就是主题协调，涉及战略的优先目标与核心目标）；三是《稳定与增长公约》下的财政监督，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学者从宏观层面上提出，对于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又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欧洲2020战略可以视为欧洲中长期改革的一个积极开端，有助于恢复市场对欧洲经济发展的信心，无疑为欧洲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有学者认为评价欧洲2020战略的前景还为时过早，从里斯本战略到欧洲2020战略，实质上是引入了以“开放式协调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简称OMC）为代表的软治理（soft governance）手段。然而，里斯本战略最终未获成功，除了因为战略设定的目标过高、过多以及缺乏重点和清晰度、透明度以外，主要被归咎于战略的治理结构过于软弱且问责机制缺失，由此产生了“实施缺口”，即成员国做出的承诺和实际采取措施之间的脱节，并进而造成不同成员国在实施方面的表现大相径庭。因此，欧洲2020战略能否从里斯本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换言之，新战略的治理手段有何改进或创新，则是一个长期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由于欧洲货币和财政政策一体化程度的差异，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失衡，欧盟成员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国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不同造成的。欧盟目前仍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 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先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形势仍然严峻和复杂。
对于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元及其发展前景，许多学者认为，作为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里程碑，欧元已经深入人心，欧元启动十余年间，在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物价稳定、促进贸易发展、加速金融市场整合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改善了欧元区整体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尤其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发挥了明显的优势。也有学者认为，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致使欧元区相继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实体经济衰退、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制度和成员国自身的许多问题。但在危机中欧元区国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政策协调，采取一系列救市措施，避免了欧元区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和经货联盟分崩离析的局面。总体来说，如果没有欧元，欧元区国家受危机冲击将更加严重。目前，欧元区国家正积极寻求制度改革，并就债务问题和经济治理努力达成为有效的应对方案。因此，金融危机没有击垮欧元，反而成为欧元区体制改革的契机。总的来说，欧元区成员国通过让渡经济主权中最为重要的货币主权而最终促成了统一货币的诞生，这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此次金融危机虽然暴露出欧元区国家经济的体制性问题和欧元制度设计的缺陷，但就此预言欧元将走向崩溃缺乏证据。
关于金融危机后欧洲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欧盟金融监管有明显的集中化和统一化的趋向，但各成员国的监管部门仍将在金融监管中起主导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欧盟的监管实践将采取欧盟机构与各成员国机构“多边监管”的形式。即将成立的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是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它适应了当前金融市场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趋势，代表着金融监管集中化的方向，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领域中地位的提升也是这一方向的体现。
三 欧洲对外关系新格局
《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外交机制发生重大变革，其重要标志是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的设立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随后创建。有学者认为，里约的机构改革给欧盟的对外行动带来的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的一面是由于，此项改革有利于欧盟对外政策的整合，有利于提高欧盟对外行动的效率，加强对外一致性和协调性，也有利于第三方以更简化、更直接、更清楚的方式与欧盟打交道。但是，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对外机构的设置与决策程序方面进行的如此大幅度的调整，使得欧盟的各种力量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适应期与磨合期，这也可能会给欧盟与第三国的关系带来不确定因素。
有学者认为，北非和中东的巨变产生很大影响，可以和苏东巨变相提并论。这次利比亚危机之后，中东、北非的乱局打乱了美国和欧洲在北非的格局，而且美国、欧洲以及美欧与法德之间的矛盾和北非的矛盾都显露出来了，德国暴露了很多问题，如德法态度的不一致，德国曾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持反对票，一定程度上说明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没有经受住考验。有学者认为北非危机是法国萨克奇绑架了欧洲，欧洲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英国和法国在打击利比亚问题上保持一致，是因为社会变化了，这些变化都是根本性的，英国和法国也不例外，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有学者尝试从未来学的视野出发，从欧洲、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三大机体未来发展的视角下，倒推出今天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底蕴及其可能的行为逻辑，从这些信号中去把握三个当今世界最重要政治机体相互关系的发展路径。比如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与安全问题的全方位的深入讨论与交往，也势必迟早推动两家关系或多或少的改善。对于判断美国、俄罗斯与欧盟三边关系的前景，需要观察的范围包括国际社会的走势与背景，美、欧、俄这三边各自自立门户的依据，各自内部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发展的理念及体制与战略，以及它们三边关系的基本发展脉络等内容。总之，一个前所未见的美国、欧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改善多少已经成为现实。
四 中欧关系新定位
与会者对中欧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建交30多年来，中欧双边经贸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为中欧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石。当前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还在继续，中欧经贸关系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欧经贸关系既充满机遇，又不乏挑战。
有学者对后危机时代的中欧经贸关系重要特征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呈现出如下特点，分别是战略性、全球性、层次性、广泛性、均衡性与竞合性。中国仍将致力于发展中欧富有活力和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我们也注意到欧盟也在积极寻求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与新兴市场将成为欧盟重点关注的对象。有学者认为，过去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主要是因为双方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学者从欧洲新中国观入手，分析了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中出现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并探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世界，发达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中印等新兴大国则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增。在此新形势下，欧盟思想界与决策界开始展开大辩论、大反思，重新审视和定位中欧关系。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欧盟更加认识到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欧盟内部要求适应中国发展、改变与中国打交道方式的声音也越来越高。随着欧盟认定中国已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大国，欧盟日益倾向于把欧中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促进欧盟利益的强有力外交工具。同时，也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作用的凸显以及欧洲自身深陷债务和经济双重困境，欧洲政治家们愈益明确了中欧合作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总之，中国和欧盟作为两支重要国际力量，加强协调与合作对于推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机构改革、加强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未来中国对欧外交战略定位应着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清楚认识中欧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地位问题；二是加强中欧战略关系可以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三是把握好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反过来会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四是利用欧盟与其他成员国双重架构的问题来发展中欧关系，促使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关系更加务实。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审视其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选择，有学者认为科技创新将是中欧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这既是双方基于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选择，科技创新应当成为中欧双方携手发展的重要领域，以共同应对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为此，中欧应各自出台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指出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欧洲的2020战略也提出了寻求以知识和创新为动力的“智慧增长”。在科技创新方面，中欧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合作共赢应当成为中欧科技创新的主流，欧盟在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额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中欧之间的合作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中欧科技创新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还体现在双方在有的领域则可能的是竞争，竞争是发展的推动力，规范而有益的竞争可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对于中欧双方而言，都需要注意解决这样两个共同的问题。第一、科技创新必须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第二、科技创新必须与教育、就业政策结合起来。
此外，有学者认为未来双边经贸关系应关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最大障碍。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和欧盟等贸易伙伴之间的不对称反倾销格局及其原因，以及2004年以来中国和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谈判的模式、取得的成效和未来前景及走向问题。
（责任编辑：宋晓敏）